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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汉在文帝时代，“百亩之收不过百石”。东汉时代生产力似已提高，“亩收三斛”。由三国而至晋代，一亩之收“或不足以偿种”。降至唐代，“一顷出米五十馀斛”。到了宋代，太宗时，“亩约收三斛”，神宗时，“大约中岁亩一石”。然据吕惠卿之言，“田岁首来四五六斗”。生产力如斯低落，而又加之以水旱之灾、赋税之重，百姓遂“弃田流徙为闲民”。

  闲民增加，贫穷已经成为普遍的现象。

  王安石之所以会病倒，纯粹是因为这次有了可以和最底层的流民有了亲密接触的缘故，也是通过这次长途跋涉，让他对流民的构成和成因有了一个极为中肯的认识。

  看着这些在寒风中呼号求生的流民，再想想自己那些漏洞百出的变法信条，惭愧和激怒交加，终于病倒了。

  然而，让他最担心的却是一旦流民成灾，贫穷的普通化就是暗示大宋社会快要发生大乱了。

  王莽时代，“四方皆以饥寒穷愁，起为盗贼，稍稍群聚，常思岁熟，得归乡里，众虽数万，不敢略有城邑，转掠求食，自阕而已”。

  晋惠帝时代，“频岁大饥，百姓乃流移就谷”，

  “至于永嘉，丧乱弥甚。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终而引起流民作乱之事。

  隋炀帝时代，“百姓困穷，财力俱竭，安居则不胜冻馁，死期交急，剽掠则犹得延生。于是始相聚为群盗”。

  唐僖宗时代，“天下盗贼蜂起，皆出于饥寒”。税重役繁，百姓多弃田不耕，“民罕上著”。而盗贼又复扰民，“乡间豪雄因民不忍，阴聚贫乏游手之徒，起为乱，破六州五十二县，戕平民二百万。”

  此种历史都可以证明：因贫穷而作乱的，多由流氓发动。他们没有“身家性命”，而生活又不安定，生的快乐既未尝过，死的苦痛也不恐怖。

  他们最肯冒险，由九死一生之中，突然地置身于云霄之上。他们个人虽然没有势力，而成群结队之后，就可以横行江湖。绅士怕他们捣乱，农民怕他们鱼肉，他们在中国社会上，乃是化外之民，隐然成为一个势力。

  流民在中国历史上曾演过重要的角色。他们常常变为流寇，先向最没有抵抗力的农民肆行劫掠，而使疲敝不堪的农村，连馀喘也不能保。农村破坏之后，政府因田赋的减少，财政也日益穷匮，不能不用苛捐杂税来刮索人民，然而一切刮索最后都转嫁在农民身上。

  这样一来就成了一个无解的死循环，农民继续变成流民，流民继续劫掠农民，最后流民的力量庞大到一定地步之后，王朝也就走向了终结，最终被别的势力取代，然后才重新开始大分配，然后继续走祖先的老路。

  西汉的绿林赤眉，东汉的黄巾，晋代的许多流寇，隋的窦建德、刘黑闼，唐的王仙芝、黄巢，都使中央政府疲于奔命，朝祚因之断绝。

  王安石高热不退，即便是在梦中，依旧挥舞着双臂大呼：“这如何了得，这如何了得啊！”

  说来奇怪，萧打虎停止虚张声势，投石机停止抛掷石头之后，王安石的高热也终于褪下去了。

  王安石病的快死了，由不得云峥不紧张，巡营回来之后铠甲都没有解掉就来到了王安石居住的冰雪屋子。

  进了屋子之后却发现王安石坐在床上，两只手虚虚摸向冰层投下来的五彩斑斓的光影，眼神极为迷醉，连云峥走进来都没有发现。

  云峥也不打扰他，找了一张椅子坐了下来，给自己倒了一杯茶水，慢慢地喝，不想打扰王安石此刻的幸福。

  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