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暖窑”，或者过孩子的满月，我也给他上多少礼钱，民间叫做一碗扣一碗。可近来随着工资的提高，物价的上涨，“寻门户”也水涨船高，如果还坚持以前的数额去还礼，也因此而闹起了矛盾，后面被“寻门户”的人，心里就耿耿于怀。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自己家也快要过“红白事”或者“暖窑”或者“孩子过满月”，故意把礼数加大，其他人也跟着上礼，到时自己过事时就可以多收些礼钱，但此一时彼一时，自己以后给别人寻礼，还是增加了数额。

  校长家“暖窑”，老师们谁也不急着上礼，就怕有了差别。

  当收礼先生的校长的远房侄儿李正，收了几个校长家和妻家人上的礼就停住了，看着老师们犹豫不定，等待观望的样子有些好笑，以为这有什么难的，谁想上多少就上多少，这是个礼尚往来的事。

  还是等来了孙越超的上礼，孙越超上了五百元钱，其他校务委员成员也跟着上了五百元钱。心里打鼓的是副校长杨花亭和副主任景升翼，杨花亭快要退休了，在校时间她不可能再过什么红白事，退休以后也不可能过红白事，自己的孩子都已经成婚，孙子满月没有理由请其他人，不是自己手上的事，自己不主办，“礼”是有去无回。景升翼不想在这个学校久待，以后不知有没有让校长还礼的机会，自己还不知什么时候能有自己的房产，是牛年还是马年，还可能遥遥无期。但事已至此，心里有看法，没有办法，孙越超也不和大家商量，就自己显能，只能心里不爽地硬撑。

  老师们里刘艳上了二百元钱，她看不上校委会成员的样子，因自己不当官职，上四百多了，三是个单数，不吉利，她选择了二百的数额。要知道这是老师们之间寻礼的数额的两倍，平常老师们之间才寻一百元钱的礼。

  老师们有的随着刘艳的数额上礼，有的仍坚持平常的上礼数，他们以为老师们怎样，校长也应该怎样，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再者以后老师们之间的红白事上礼岂不多了一倍的钱数。尽管如此，不少老师觉得彼此之间的不平等，特别是和校长之间的不平等，心里耿耿于怀，但不能溢于言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