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像某些理想的自由主义的道德家只谈论民众应该如何。凡一个社会，必有其公认之道德信条，由先天的遗传，与后天的熏染，深入手人人之脑海而与之俱化。如是，然后分子与分子之间，连锁巩固，而社会之生命，得以永续，一旧信条失其效力，而别有一新信条与之代兴，则社会现象生一大变化焉。若新信条涵养未熟广被未周，而旧信条先已破弃，则社会泯棼之象立见。也就是说，当一种早已根深蒂固的伦理信条，受到新的外来文化冲击的时候，它是完全有可能崩溃的。但是这应当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是一个新的信条逐渐代替旧的信条的改良过程，而不应当是一场急风暴雨的革命。总统，你说是吗？”

  “嗯，我同意梁总长的观点。”李经述站起来说：“一国是否强大的根本因素，在于它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政治体制和文化革新必须循序渐进。否则，容易像1793年法国大革命一样，将自由、民主、平等这些新概念硬塞到社会上，结果却难以落地生根，导致断头台上人头滚滚，国家却乱了套。”

  容闳并不服气，转头对梁启超说：“梁总长力主传统的文化道德，那你给我举例子说说，中国传统的道德伦理中哪一些现代社会还需要？”

  梁启超说：“我不多说，就说‘报恩’、‘明分’和‘虑后’三种观念，就都可以作为中国社会赖以维系不堕的本源和支持社会得以前进的动力，是一个民族国家得以维系的根本。报父母恩、报师恩、报别人的滴水之恩，这一传统思想，是万万不可丢的。‘明分’，则是社会秩序的很好的维系纽带，是一国中常有秩序的伦脊，即每个人都明确知道自己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并且安于自己的这个地位，这个社会才不会乱，才可以进行逐渐改良。‘虑后’所考虑的是中国人的祖先崇拜等自己的宗教观念。中国人没有西方文化中那种此岸和彼岸分割的宗教，只是靠以家庭为中心的祭祖与传宗接代来寻求永恒。因此有无后代的问题，如孔子所说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就不仅仅是一个个体生命延续的问题，而成了一个宗教性质的问题，它关系着人生的重大意义。”

  冯国璋这时点点头，站起来说：“梁总长说得有道理，报恩和明分这两点，日本社会就比中国要做得好。这两个传统中国人决不能丢。”

  当初梁启超等人出国考察宪政，容闳是大力支持的，没想到梁启超出了一趟国，转了大半圈地球，回来讲的还是国家、民族和传统文化的重要，提倡利用改良主义增加国家权力，进而实现民族主义的复兴目标，对于他珍视的个人自由和美式民主并不感冒，气得容闳胡子都快翘起来了，没好气地问梁启超他们：“诸君环游世界，就没有一点真正的收获？特别是考察美利坚，就没发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缺点？”

  梁启超回答说：“容议长别着急，待我慢慢讲，这次考察还是有很多收获的，特别是反*的制度建设方面。比如泰西各国对人性持一种悲观的态度。英国的大卫·休谟曾提出一个闻名泰西的‘无赖原则’，也就是‘必须把每个政府成员设想成无赖之徒’。他认为，每个人都自私自利，都是无赖，为了防止政府官员滥用权力的可能，保证宪政的正常运行，便从恶的价值判断出发来构建制度，反而能创造出优良的政治制度。而我们中国古代都习惯于从善的价值判断出发来构建政治制度，结果却一塌糊涂。我们中国就是这种一塌糊涂的创建者和受害者，传统的儒家学说对于政治的阐释，建立在对‘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追求上，孔子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正是这种反人性的政治观，导致中国的吏治，几千年来都很*。”

  盛宣怀一听梁启超说“必须把每个政府成员设想成无赖之徒”，气得身子瑟瑟发抖，站起来说：“梁总长的意思，是要把我们政府的官员都想成贪官污吏？连总统的权力也要限制吗？这不是侮辱我们的人格吗？”

  李经述站起身说：“盛总理想多了，梁总长的意思我明白，是基于人性恶论，‘�